在经历了曲折之后，表现中国女排的影片《夺冠》终于在2020年的国庆前公映了。较为复杂的现实因素，使得《夺冠》的票房并未真正绽放，但该片所受到的关注度并不低，且该片的推出对一直处于弱势状态的中国体育题材电影创作有着重要的启迪价值。
纵观中国电影史，体育题材电影并不多，学界业界均把1936年出品的由著名影星黎莉莉主演的《体育皇后》作为中国体育题材电影的开山之作。之后该类题材的创作在弱势中发展，但也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20世纪50-90年代，作品有《女篮五号》（1957）、《冰上姐妹》（1959）、《女跳水队员》（1964）、《乳燕飞》（1979）、《沙鸥》（1981）、《女帅男兵》（1999）、《女足九号》（2000）等。这一阶段的作品重在中国特色体育精神的展现，主要的主题标志为“拼搏、争光、服从、牺牲”等，多表现运动员顽强拼搏、发扬团队精神、牺牲个人利益、为祖国争荣誉。影片中虽也有一些女性视点表现，试图以新的角度来探讨情感、人性等命题，但总体表现上没有偏离上述主题。
第二个阶段从新世纪至2015年左右，代表性影片有《一个人的奥林匹克》（2008）、《许海峰的枪》（2012）、《激战》（2013）、《破风》（2015）等。这一阶段的作品在延续中国特色体育精神的同时，开始转向人类共同的体育精神展现，不再将夺冠军视为体育精神的最高追求，而是将实现个人价值与集体荣誉统一起来、注重人的天性表现等，人文转向较为明显。特别是香港导演林超贤执导的《激战》和《破风》，直接将体育精神的最高追求置换为人性的释放，对第一阶段的同类题材影片的主题表现进行了180度的转弯。第三个阶段则是当下，标志性文本为张冀编剧、陈可辛执导的《夺冠》和《独自上场》（原名为《李娜》）。第三阶段的体育题材影片主题，在延续传统主题的同时，更多表现了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变，最终落于第二阶段的主题表现。如果说第二阶段的影片是直接的扭转，没有表现出变化，那么第三阶段的影片则表现出了这种变化。注重转变本身就是一种创作观念的提升，因为创作者首先看出了这种变化、承认了这种变化，比第二阶段或遮遮掩掩或180度大转弯的表现更胜一筹。表现出这种变化本身就是一种提升。为此，主创在创作《夺冠》时，以表现不同年代的夺冠过程，来表现出这种变化。
其中展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冠的过程时，重点表现了传统的中国特色的体育精神。所有女排队员奋力拼搏，为祖国争取荣誉；整个团队是一个集体，只有我们没有我，运动员们除郎平外都没有具体的姓名，大家共有一个“中国女排”的称号。至新世纪之后特别是郎平执教国家队之后，影片对体育精神的表现也由上述的第一阶段的“传统”转向了第二阶段的“现代”。这种“现代”首先呈现为影片“为自己绽放”的主题表达，影片主创为该片提出了“在家国叙事的基础上传达了‘快乐、绽放’的冠军进化论”的美学宗旨。如郎平对朱婷等人多次强调要为自己打球、做好自己的理念，就是“绽放自我”的具体体现。其他如“不以输赢论英雄”“不仅培养优秀的运动员，更要培养优秀的人”“怕输是因为内心不够强大”以及让队员们在训练之余“谈恋爱去吧”等台词和桥段的设计，都是这种新精神的体现。对体育精神的诠释，在延续国家叙事的基础上，逐渐从金牌至上转变为享受比赛、释放人性。同时，片中对郎平执教之后的中国女排运动员的表现，不再像前面那样只有符号、没有姓名，女排队员们都是具有真名实姓的个体。中国女排也从符号集体走向鲜活个体。上面这些改变，也体现出了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神，体现出了主流价值观表现的多元化和深度感。
尽管有这样的美学价值，但《夺冠》在叙事层面也存在一些遗憾。主要是代入感存在错位。影片的主角毫无疑问是郎平，这样的设置也没有什么问题，但影片试图以陪打教练来代入，从陪打教练的角度来让观众更好地认知郎平，但对陪打教练的代入设置明显不够，观众没有从他那里看到独特的郎平，进而损伤了这一人物的刻画。另一方面，影片处处表现陪打教练是一个留在过去的人，在2016年看奥运会都是用老旧的电子显像管电视机在看，这种陈旧感和影片想要凸显的新体育精神也存在严重的违和。此外，影片在戏剧性叙事、情感表现和比赛悬疑营造方面也存在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体育精神的展现。
来源：《大众电影》杂志社
